创新创业理论(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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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技术改变了生活,但生活不只有技术。创新创业理论及实践只有不断强化其社会属性,才能为技术进步提供不竭动力,才能更加从容应对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与日益多元的社会需求。而社会创业,正是这一动力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刘振胡爽/文   

  

“创新不一定必须与技术有关,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是一个实物;一个看似伟大的创新,结果可能除了技术精湛以外什么也不是”。   

  

——[美]彼得·德鲁克   

  

社会创新可能并非如技术创新一样能为社会带来所谓“新创造的东西”,但的确能在机制上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最大化资源价值。   

  

相比技术创新,社会创新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显露出其积极效应。比如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各项针对性应急政策,尤其以“武汉火神山医院”十天内的迅速建成并投入使用为代表的政策贯彻落实,在短时间内体现出积极成效,与此同时,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专门药物等的研发与临床应用,却需要较长周期并面临较高失败率。   

  

社会创业及其内在逻辑   

  

社会创业研究先驱,已故的格莱格里·迪斯(GregoryDees)教授针对社会创业价值内涵提出的“连续光谱”观点具有高度共识性,认为社会创业处于纯粹的慈善和纯粹的商业之间,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身份,在实践中基于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动态调整价值重点,但始终以价值创造而非价值捕捉为导向和终极目标。   

  

如今,随着社会创业在全球范围的价值凸显,对其价值外延的讨论与日俱增,最为典型的观点是,社会创业能够成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推动者,这也是宏观层面探索和预测社会创业应该如何发展的核心观点之一。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默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是社会创业的经典案例。   

  

格莱珉银行以小额信贷为主要业务,起初以农村留守妇女为主要客户,通过借贷小额资金来帮助客户提高收益水平,以期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活质量,提升所在地区的社会和谐程度。业务开展初期,有专家对农村留守妇女是否能按时足额还款存在质疑,但实际情况是还款率非常高,而且给格莱珉银行带来超出预期的收益。因此,格莱珉银行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和地域范围,以小额贷款为资源和手段,帮助无数穷人从高利贷和贫困的泥沼中脱离出来,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随着相关业务及分支机构在世界范围进一步拓展,格莱珉银行创新了信贷业务模式,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方案,激发出“穷人”的创新潜力,将所谓“弱势群体”转化成为可利用的人力资源,从而引领了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创业的标杆。   

  

“双创瓶颈”与社会创业   

  

如火如荼的双创实践,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然而,在大量鼓舞人心、让人热血沸腾的双创现象背后,真正能够“活下来”的企业数量往往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而这一现象在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双创领域尤为明显。   

  

正如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的观点,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本质就是高度不确定性和动荡不安,而过程中漫长的时间间隔和知识的融合,又使这类活动的“窗口期”正在变得更加短暂和愈发拥挤,因而造成了大量企业的淘汰退出。   

  

2019年5月,“技术向善”成为腾讯的愿景和使命。从经济学角度看,技术与“善恶”并无直接关联,而“向善”更多的是组织和个人对技术研发、成果应用方向的主观把控,是对技术创新及其成果应用方向内在思维模式的转变,这其中蕴含的正是社会创业的内在逻辑,或者更为确切的,是组织层面上社会创业内在逻辑的体现。   

  

其实,“向善”并非“原创”,公益组织、社会企业等一直在实践,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将“向善”由形式、模式或者短期的行为转化为组织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如何使其成为大多数组织公认的,并且是自发行动的长效机制。可喜的是,公益创投的出现与蓬勃发展,也许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些许启发。   

  

近年来,公益创投在我国蓬勃发展,以南都公益基金会、郑卫宁慈善基金会、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等为代表的公益创投组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创业助推双创思维转化   

  

首先,创业者视角——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无论是马云、马化腾等商业企业家,还是尤努斯、郑卫宁等社会创业者,无一不是将“大我的价值创造”——在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基础上持续创造新增社会需求,而非“小我的价值捕捉”——仅仅关注经济收益作为创业诉求,无一不是将经济收益作为实现创业诉求的手段工具而非目的,才造就了组织的快速成长与持续发展。   

  

其次,企业视角——社会问题的企业内化。   

  

腾讯的“技术向善”,海信的“致力于科技创新,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幸福亿万家庭”,已经为当今企业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向善”和“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幸福亿万家庭”,一定要是主观上的主动行动,而并非是吸引眼球的“金字招牌”,要致力于在技术研发论证阶段就将社会价值与社会需求考虑在内,内化于产品与服务之中,而非等产品或服务成形后再去“被动”找寻应用场景。   

  

再次,政府视角——致力于有效降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   

  

当双创实践由热潮趋向平稳后,制度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就成为创业者及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尽管市场环境、双创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难以把控,但政府服务于企业、创业者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定位是确定的,这决定了制度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可以把控的。   

  

因此,制度政策要体现出延续性,其不确定性一定要低于环境的不确定性——遵循契约精神,执行不打折扣。   

  

最后,经济与社会发展视角——构建双创生态系统。   

  

双创生态系统是以创业者为中心,在众多要素(例如政策、金融、中介、科研、教育、基础设施等)的复杂交互作用下,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在功能上,能够将资源直接聚合并服务于创业主体,通过价值传递将系统内部与双创活动密切相关的组织串联起来并扩大作用边界,建立起培养众创精神,繁荣创客群体,集聚多样化资源,优化创客、资源、服务间无缝对接的自组织机制,最终承担起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递进式功能。   

  

此外,社会影响力投资,正是社会创业助推双创思维转化的典型案例。社会影响力投资,即逐利的社会目标投资,是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提出的一种创新的投资类型,认为除了非营利和公共部门外,私人和商业资本也有必要参与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之中,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营造积极的社会环境。   

  

与非营利、公共部门等慈善资本只关注社会效应,和商业资本重点关注经济效应不同,无论是摩根大通的Bop业务,还是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其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相关业务都体现出了经济、社会、环境、人文价值的共创共享,带来了区域经济持续繁荣与社会发展持续提升的良好局面。这无疑对我国目前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背景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基于民生视角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保障改革措施的落地和改革价值的创造与共享,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工具。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2085”,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9GN100”的资助)   

  

关于作者|刘振: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副研究员   

  

胡爽: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助教   

  

文章来源|本文刊登于《清华管理评论》2020年6月刊,内容有删减   

  

责任编辑|高菁阳   

  

邮箱|gaojy@sem.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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